李鐵：人口“老齡化”不是危機，而是機遇

很高興梁建章先生如此之快就做了回應，但對他的反駁我并不敢恭維。梁建章的特點是尋找與自己有利的證據，但是忽視了數據的客觀性。

例如，梁建章言辭鑿鑿地拿出2000年和2010年的人口普查數據來證明中國的生育率已經下降到最低點，而且認為這是最有說服力的證據。

凡是了解中國近些年統計歷史的人都知道，2000年是中國計劃生育執行力度較強的一年，同時又存在著嚴重的超生問題，地方擔心影響政績，普遍少報生育數量。因此當年的統計局匯總的生育數據并沒有被采納作為正式數據向外公布。

2010年雖然有了一定的改進，但是人口流動導致入戶調查數據不準，同樣存在著嚴重的漏報現象。因此有關部門在進行生育率測算的時候，也沒有采納統計局的匯總數據。之后可以看國家統計局和有關部門以及聯合國人口司公開的數據，中國的生育率基本都在1.5以上或者更高。

我在本世紀初曾親身參與人口課題。因不相信各級地方有關部門上報的生育數據，課題組最后使用的是教育數據，畢竟所有孩子出生后都要接受教育，誤差率不到5%。

因為梁先生長期做企業，雖然也對人口問題感興趣，但是對于中國國情不了解是一大短板，建議還是要補一下這方面的功課。

在這篇文章中，我會回應梁建章特別關心的老齡化問題，同時我邀請了毛大慶先生參與討論。他最近剛剛發表了文章，也提出中國老齡化危機的問題，在觀點上與梁建章基本一致。

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參與到人口問題的討論中來。討論的目的不是試圖去說服對方，只是把爭論的焦點說清楚，澄清各方對于人口問題的誤讀，探究中國人口的癥結究竟在哪里。

老齡化并不意味著危機

最近一批人口學家談到中國人口問題時，都談到了“老齡化危機”。主要擔心未富先老、老齡人口占比過高、年輕勞動力供給不足、未來的養老金支付能力下降等等。如果我們只看人口的年齡結構，以及站在傳統的就業年齡角度看待老齡人口增長速度較快等問題，可能會得出這樣的判斷。但如果從人口的絕對數量、未來的就業結構、預期壽命，以及老齡人口可能帶來的社會新增需求出發，可能就會得出不同的結論。

首先，老齡化是經濟發達國家和經濟發展較快國家必須要面臨的現實，也是社會進步的一個重要標志。簡單說，如果一個國家的健康預期壽命和出生時預期壽命大幅度提高，就說明它的的公共衛生體系日漸健全、公共服務水平日益提升。反之，世界上幾乎所有的貧窮和落后的國家由于人均壽命較低，因此年輕人占比重較大，這就是世界上人口分布的現實。

到目前為止，中國的健康預期壽命和出生時預期壽命相比之改革開放前已經有了大幅提高，其中，出生時預期壽命從上世紀80年代的67.9歲提高到現在的77.3歲。雖然當前中國的健康預期壽命（68.7歲）和出生時預期壽命（77.3歲）分別比日本低了6.1歲和6.9歲，但已處于世界中高水平。而且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中國的預期壽命水平還會逐步提高。

再來看世界上的一些人口大國和貧窮落后的國家。比如印度，雖然人口的平均年齡較低，但是人均健康預期壽命（59.3歲）和出生時預期壽命（68.8歲），分別在60歲和70歲以下。顯然，人均預期壽命數據是評價一個國家發展水平的重要標準。

老齡化說明了社會的發展和進步，當然也標志著未來人口結構的改變。最近毛大慶就提出，隨著老齡化的加快，中國的人口中位年齡會有較大幅度的提高。他認為，到2050年，中國的人口中位年齡可能達到57歲，相比于現在的中位年齡41歲提高了16歲。屆時，中國將會出現年輕勞動人口不足的現象，勞動力會大量短缺。

如果僅從“人口中位年齡提高了16歲”來看，確實讓人有明顯的危機感。但是還要看其他的數字，也就是說，在人口結構中，各類不同年齡人口的絕對量到底是多少？

到2050年，中國65歲以上人口占比將達到28.26%（按聯合國低生育率方案預測）。中國15－59歲、60－64歲和65歲以上年齡階段的人口數量分別為6.71億、1.2億和3.66億（見表1）。屆時中國16歲到40歲年齡人口的絕對數量約為3.33億人，與當前美國總人口相當。如果算上65歲以下可以充分就業的人口，中國滿足就業年齡的人口絕對數量為7.9億人，是美國現在總人口的2.4倍。

如此龐大的就業群體，如果我們在經濟增長速度平穩的前提下——不用說經濟增速恢復到兩位數了，即便經濟增長速度能維持在一位數的中下水平，我們是否還能夠有足夠的就業崗位來滿足這么多人的就業需要，還要看中國未來的發展速度和就業結構的調整速度。

勞動力不足？該跳出世界工廠時代看問題了

一些人口學家往往只看人口數量，卻忽視了未來科技進步和產業結構變化可能對就業帶來的影響。我在之前在很多篇文章中都提到過，從工業化進程以及人工智能的發展趨勢看，資本和技術對勞動的替代趨勢已經非常明顯，并且這也是未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不可回避的現象。

如今，我們已經走出了世界工廠的時代，產業發展要求提高產品的附加價值，而不是靠簡單的低端勞動來參與世界競爭和產業分工。因此，按照傳統的工業對勞動力的需求，就業吸納能力會出現明顯下降的趨勢。因此關于技術和資本替代勞動的趨勢變化，人口學家們應該進一步強化和補充相關知識。

也有觀點提出，既然工業發展出現了資本和技術對勞動的替代，但是服務業發展也會產生強大的就業需求。確實如此，伴隨著中國工業化進入后期，未來產業結構中，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會大大超過工業增加值的占比。

即使仍然保持著全產業鏈的格局，預計到2050年前后，中國服務業增加值占比和服務業就業占比將分別達到70%以上。相應的，勞動力及用工結構也會發生根本的變化。

一是對于體力勞動的需求會大幅度下降，對于智力和腦力勞動的需求會大幅度提升。二是在傳統服務業上，更需要的是勞動態度和經驗以及熟練程度，而不是依賴單純的體力。三是高端服務業如高科技領域將會出現對從業者學習和知識能力的要求，因此需要提高教育的普及程度以及平均受教育年限。四是對40歲以上，一直到65歲以上勞動者的需求會增加。因為他們的勞動經驗和熟練技能相比于年輕的體力勞動者來說更為重要。五是對年輕就業者的需求更看重知識能力和學歷，顯然滿足于這些條件的年輕人口，絕對數量還是有保證的。

由此來看，對于中國未來的就業結構和人口年齡結構的判斷，需要站在未來科技進步和產業結構變遷的角度去認識，而不是停留在過去世界工廠的時代。

從受教育水平提高的角度看，中國未來還有巨大的發展潛力。聯合國開發計劃署《2019年人類發展報告》顯示，中國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9年，相當于初中水平。實際上，農村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更低。而發達國家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都在12年以上，如德國是14.1年，美國是13.4年。因此，中國還要為提高14億人口的教育水平年限進行可能長達幾十年的努力。

按照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發布的《2018人類發展指數和指標報告（HDI）》，中國的人類發展指數在全球189個國家和地區排名僅為第86位，平均受教育年限中國才排到第116位。有些國際機構預測，到2040年中國成年人平均受教育水平將低于津巴布韋。這其中的原因并不在于我們的綜合國力，而是在于人口基數太大。

由此看來，我們很多人口學家都存在著良好的預期，既想迅速趕超發達國家的水平，但卻忘記了我們的發展是建立在14億人口規模的基數上。

解決老齡化問題不能靠鼓勵生育

很多人口學家提出老齡化危機的時候，是根據發達國家目前面臨的問題和經驗教訓得出的結論。但是忽略了一點，發達國家老齡化最大的矛盾就是養老金造成的財政開支壓力巨大。比如日本的養老金開支就占去財政總支出的33%，大大擠占了國家財政支出的空間。歐美國家特別是歐洲一些高福利國家都面臨著此類問題。而政府一旦試圖去調整過高的養老金或改革社保制度，都會面臨著巨大的社會阻力，甚至還會因引發罷工等問題導致經濟停擺。更何況選舉社會，如果動了老齡人口的奶酪，還會造成選票流失。

因此，國際上一些研究老齡化問題的專家和學者，探討所謂老齡化危機解決辦法的時候，關注焦點都是如何進行養老制度改革，如何提高繳納比率或者是完善社保體系。中國與發達國家面臨的困境不同，我們遇到的是“未富先老”或者是“邊富邊老”。如果按照發達國家的做法，可能我們的問題會更大。因此很多人口學家以發達國家的經驗教訓作為借鑒，建議鼓勵生育來增加更多人口，以此來緩解老齡化危機。其實這樣的話于財政將會面臨兩難：一方面是如何支付巨額養老金，另一方面是還要拿出巨額財政資金來為新增人口提供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在如此巨大的人口基數下，很可能兩邊問題都得不到解決。

我個人的觀點是，如果站在社會進步的角度去理解老齡化社會，可能會得出不同的結論。

首先，因為人類的進步導致壽命的延長，也說明人的生命周期也在拉長。過去聯合國對老齡人口的年齡界定，從過去的50多歲到現在的65歲，同時年輕人的年齡區間也將從現在的35歲放寬到45歲甚至更高。而未來老年人壽命增加的同時，生命的活力也在增加。

其次，老齡人口隨著生命活力的增加，就業年齡和就業的適用范圍也會增加。半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以及分攤原本應由社會承擔的家庭服務勞動，都是屬于準就業的范疇。這種準就業的范疇可以延伸到70歲。

最近日本的一家企業提出退休年齡可以延伸到80歲。許多國家的領導人都是老年人，比如美國的總統74歲、副總統61歲，都還有充沛的精力操心全球和自己國內的事情，足以說明隨著年齡和壽命的延長，人類的就業年齡也可以延長。

從這個角度來說，對老齡化社會中就業問題的認識，不能只停留在傳統的社會認知階段，而忽視了社會的進步以及發展現實。

再次，對長期就業中經驗積累和知識更新的年齡認知。中國的工程院士和科學院士，包括一些著名的科學家和社會科學專家，年齡已經超出了傳統的就業年齡，仍在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人口年齡結構中出現的就業分化現象，反而可以為不同年齡的人口提供更為充沛的就業崗位。

即使在傳統的就業年代，工廠的八級工也都是五六十歲以上的老工人，退休以后還在民營企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我們幾乎所有的專家學者，年滿60歲后都還在不同的崗位工作，重塑青春。從這個角度看，我們只是面臨著如何延長人口壽命，如何在最佳就業年齡提升教育和知識普及能力等問題，而不是停留在嚴格按照年齡來劃分所謂的人才標準。

隨著老齡化社會的到來，對“老”的認識需要調整，同時我們也要認識到，人口壽命的普遍延長也會產生新的社會需求。從現在活躍的老齡人口活動空間可以看到，無論是從消費，還是文化、旅游和各種群體性活動，老齡群體都比年輕人還要活躍，也會產生巨大的消費需求。

我們可以劃分不同年齡結構的消費人群，來勾畫未來的消費結構，啟動社會投資，適應這批人群的消費需求。也要注意不能把所謂的老齡消費定位在所謂的以“修身、養性、康養”為主體的房地產方面，而是要針對他們的消費特點和群體行為，提供更為豐富的消費內容，還會帶動更多的社會需求。因此對于老齡產業的發展還要有新的認識。

當然，我們也要建立符合國家發展水平和人口規模的養老保障體制。如何做到保障適度和廣覆蓋，而不是走發達國家的高福利路徑。

比如，可以結合道德社會和傳統家庭理念的重塑，建立國家、社會和家庭共同承擔的養老保障體制；也可以通過調整就業結構和年齡結構，給老齡人口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還可以嘗試建立老年人承擔家庭勞動和撫養兒女的家庭和社會共建的激勵機制。當然最大的前提是，我們是否可以提供足夠的就業空間？

總之，老齡化社會的到來，無論是人口中位年齡的提高，還是所謂的老齡人口絕對數量的增加，對于中國社會帶來的不是危機，而是機遇。關鍵在于我們研究人口問題的學者或者是企業家，或者是決策者，都要及時更新觀念，在未來政策制定過程中把各種可利用的機遇轉變為現實。特別要防止把老齡化作為再次大幅度地增加人口的借口。如果那樣，我們將會面臨更為嚴重的社會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