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鐵：中國的人口紅利時代還在嗎？

感謝梁建章先生如此之快地做出了回應。但是他在此前的一系列文章中，始終回避了人口結構、質量與人口數量的關系問題。而這恰恰是我們論證人口多少的焦點問題所在。

首先我們能夠對比的參照系就是發達國家，畢竟這些國家的成功經驗對中國來說還是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但是在發達國家中，人口最多的就是美國，但也只是相當于中國的五分之一多。其他發達國家中，總人口數量僅次于美國的就是日本，人口為1.27億，相當于中國人口的十二分之一多。

如果僅用這些國家作為對比，來說明中國人口的多少，應該沒有辦法進行參照。而如果要對比人口質量，那就涉及到人均GDP、就業人口的人均收入水平和人均受教育年限，以及人均占有資源的水平等。

按照此方法比較，中國人口總量多的劣勢顯而易見。因為只要涉及到人均指標的比較，我們在世界上的排名就大大靠后。

我們提出的人口發展政策涉及到發展目標，是向發達國家的發展水平看齊，還是與欠發達國家進行比較？如果向發達國家看齊，當然我們還要力爭讓各項人均指標的水平取得較大幅度的提高。如果我們做不到這點，而空談人口數量的增長或者是憂心生育率下降會導致人口減少的危機，意義何在呢？ 

“人越多越好”不是一個真命題

雖然根據不同的統計標準和預測方法，可以對未來人口數量有不同的預測結果，但是作為學者至少應該以權威標準作為依據，而不是根據自己的主觀推斷作為臆測。

雖然梁建章的預測是基于中國的生育率降低到1.1左右而得出的，甚至得出到2100年中國的人口可能會降低到6.71億人的結論。且不說這種方法是否科學，數據是否可靠，因為聯合國關于人口的預測有9種方案，梁建章采用的是最小概率的最低方案。

即使是按照他的方案，2100年中國人口降至6.71億人——這仍然是美國現有人口的兩倍多。何況發達國家的人口也在下降。

美國現在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之一。如果將來中國的人口真的下降到6.71億，或者是按照1.4的生育率下降到7.14億人口，到時如果各項人均指標能達到美國或者其他發達國家現有的水平，怎么說就是人口危機呢？

換句話說，如果我們要做出選擇，是出生更多人口而大幅度降低生活水平和人口質量，還是尊重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律，以更少人口創造更多價值，大幅提高人均公共服務標準，實現更強的競爭力。這是我幾乎在每篇文章里都要反復強調的，可能絕大部分人會選擇后者。

而且，中國還會有更多的關于生育的政策紅利可以釋放，例如放寬或者取消現在的控制生育政策，也會帶來人口生育率的變化。但是至少到現在，我并不認為中國已經面臨著嚴重的人口危機，而且仍然存在著如何解決更多人口的就業和提升公共服務能力的挑戰。

梁建章反復強調人口數量與勞動力過剩沒有關系，這代表了一部分人口學者思維上的嚴重誤區。我注意到一些人口學者在提出中國未來會因為人口減少會引發危機時，反復強調“人口紅利”的重要性。但難道“人口紅利”僅僅就是指的人口增長和消費嗎？顯然不是。

中國曾經經歷過的“人口紅利”時代，就是低成本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時代。中國在很長一段時期內扮演了世界工廠的角色，是因為一方面人口眾多，另一方面勞動力成本很低。而所謂的紅利，就是可以通過低成本的勞動力創造更多的社會收益，而且也會帶來更多的就業。如果沒有這些低成本的就業，何談人口紅利？現在面臨的問題是，中國是否有充足的能力吸納更多的就業，同時還能保持收入水平的增長。因為就業的人口紅利無法持續，顯然指望由于人口過多而帶來的消費市場膨脹的預期也很難實現。

如果僅看人口數量，而忽視人口質量對一個國家的發展、甚至國家與外部世界競爭的現狀，當然就會得出“人越多越好”的結論。如果人口數量多了以后，不能實現充分就業，或者是就業人員的收入水平過低，那么如何能夠證明“人越多越好”？假如認定人口數量是第一大優勢，但是人們的生活水平與其他國家還存在巨大的差距，那么人口優勢如何體現？所有這些都是我們討論的焦點問題，也是分歧所在。

舉個例子，南亞國家和非洲國家人口正在快速增長，但是因為人口的快速增長大大拖累了這些國家的發展速度。對一個國家來說，即使是年輕人總量足夠多，但是如果解決不了充分就業的問題，也就解決不了國民收入水平低和公共服務能力弱的問題，同樣也解決不了受教育水平提高和公共衛生保障問題，那么這些國家如何與發達國家競爭？如何擺脫長期困擾它們的貧困問題？我們總不能睜眼說瞎話，認為這些國家的人口越多對世界來說是好事，認為人口多是未來的發展機會。而且這些國家的人口中雖然是年輕人占絕大多數，而面臨的另一個現實是普遍受教育水平較低，社會保障能力孱弱。 

增加人口能解決現實難題嗎？

對于中國來說，我們只選擇農業轉移人口的情況就足可以說明問題。中國2019年農民工總量達到2.9億人。以現行學制年數為系數，結合不同文化程度的農民工數量（見表1）計算，農民工平均受教育年數為9.73年。

當然，因為沒有考慮學制的差異，也忽略了肄業的情況，所以農民工平均受教育年限也略有高估。也就是說，近些年由于國家大力提高教育，中國農民工平均已經基本達到了初中水平。這僅僅是農民工的情況，如果將農業就業人員考慮進去，那么平均受教育年限還要降低。

實際上，大部分農民工在50歲左右就會離開就業崗位回到農村。根據農民工年齡結構（見表2）計算得出50歲以上農民工為7153萬人，占農民工總量的24.6%，相當于總量的四分之一。假定2.2億16-50歲的農民工都是50歲就回鄉，意味著他們在城鎮至少將少就業10年。這10年可以折算成勞動力約4855萬人，相當于各類城鎮務工就業的實際人口比現有農業轉移人口又減少了將近5000萬人，也就是說，通過工業化和城鎮化實際吸收的農業勞動人口為2.4億多人。

如果從農業轉移人口的工資收入水平來看，中國2019年農民工月均工資為3962元人民幣，折合564美元。按照農民工每年工作約10個月計算，其年均工資為5640美元。與歐美日年平均工資為3萬-4萬美元相比，中國農民工工資水平僅相當于前者的六分之一或七分之一。再看中國2019年農村常住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為1.6萬元人民幣，約折合938美元，僅相當于歐美日國家人均工資收入水平的三十分之一或四十分之一。

從以上計算可以看出，占中國總人口56%以上的農村戶籍人口，怎樣才能使得他們的收入水平得到提高？這仍是中國發展中的重點難題。存量人口的就業和收入增長難題還懸而未決，難道通過繼續鼓勵增加人口，就能使所有問題迎刃而解？即使未來再給我們80年的時間，在經濟增長速度持續放緩的態勢下，如何實現梁建章他們信心滿滿的人口優勢？

從另一個角度看，人口總量繼續增加，那么顯然就要增加政府的公共服務的支出。2019年中國公共教育支出僅為GDP的3.49%，而巴西為6.24%，英國為5.49%，德國為4.8%、美國為4.6%、俄羅斯為3.74%，韓國4.59%、日本為3.19%（圖1）。中國30歲以下人均公共財政教育支出約為920美元，僅為美國的十分之一。2018年，中國人均醫療衛生總費用為4148.1元人民幣（627美元），這一數字僅相當于美國2017年人均醫療保健支出（10246美元）的十六分之一。

很多人都認為，中國的國力在增強。確實，雖然與上世紀80年代相比，中國國力確實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人口基數過大，導致人均國民收入等各項人均指標和其他發達國家的差距在很長時間內難以縮小。這就是中國發展中面臨的人口困境。僅就公共服務差距而言，如果要使人均公共服務水平提高到和發達國家同等標準，那么就需要國家財力成數倍甚至十數倍的上升。我們在未來的50年和100年能做到嗎？

按照梁建章的觀點，人口少了可能就會面臨發展危機。但是這個判斷是建立在海量人口規模的基礎上，還是建立在有限的人口規?；A上，是有本質區別的。而且正是因為人口過多，使得我們在解決就業和收入增長問題的時候面臨著比其他發達國家更為嚴峻的困境。即使到了2050年，甚至是2100年，我們仍然會面臨著這個困境。

除非，未來中國有能力把世界上最多、最優的資源掌控在自己手中，能通過各種方式把全球財富吸引到中國來?；蛟S，這一切能成為現實，但前提是人口質量得大幅度提高，這樣才能使有限的人口規模發揮出巨大的創新作用。這一理想化的結果，還是在不考慮外部競爭的前提下才能實現，但是目前中國然面臨著嚴峻的外部挑戰。